西方有人认为：“20世纪是精神分析的世纪。”这种说法虽然不免过于夸大，但却从某种角度说明了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弗洛伊德作为这一理论的创建者，荣格作为这一理论的有力推动与发展者都成为现代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心理学家。而发生在这两位巨擎间的由相识到决裂的恩恩怨怨也就成为精神分析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本文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去了解发生在两人间的一场恩怨沧桑。
相识
我们先从精神分析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说起。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1873年进入世界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医科学校，师从当时很有影响的布吕克。后与布罗伊尔合作，探讨用自由联想法治疗神经症状。1895年，两人合作写成《癔病研究》一书。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强调性混乱是癔病的根源，而布罗伊尔拒绝接受这种观点，两人的合作与友谊就此结束。此后，弗洛伊德单枪匹马地进行拓荒工作。1900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建立，也揭开了一段恩怨沧桑的序幕。
此时年仅25岁的荣格，刚从医科学校毕业，并在苏黎士一家精神病院任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助教。当时的荣格正开始执着而坚定地在诸多令他困惑的有关精神病的问题中努力探索，想寻找出一条他可以在事业上勇往直前地走向成功的途径。《梦的解析》刚刚出版，受到导师的推荐，荣格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但对当时的荣格来说，还缺乏欣赏此书的准备。因为他还缺乏切身的体验，无法充分领悟到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这项开拓性的研究的重大意义。于是，他把书放到了一边。在随后的几年中，荣格开始从事著名的“语词联想”测验。这种测验是把一个词汇表上的词汇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并要求病人对它们做出反应。如果病人在做出反应时显得犹豫不决，或者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就表明该词很可能触及到了荣格后来称为“情结”的某种东西。荣格独立完成的这项伟大实验，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荣誉，另一方面为他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3年，荣格再次阅读并研究《梦的解析》。突然，他发现他自己所探索的问题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论不谋而合，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或者说，弗洛伊德的发现恰好符合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他激动异常。他开始真正欣赏了另一位天才的工作，他意识到，在千里之外的维也纳，另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正在对彼此关注的同一问题进行探索，而且得出了几乎是相同的结论。可以说，第二次阅读此书的经历成了荣格一生事业转折的分界线。
鉴于自己的实验，荣格相信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这种对弗洛伊德的欣赏在当时却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但坚持真理的荣格抛开世俗的偏见，决定公开站到弗洛伊德一边，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论。
1906年3月或4月初，荣格向弗洛伊德伸出了橄榄枝。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自己的论文《心理联想诊断研究》。当时处于孤立无援中的弗洛伊德愉快地接受了荣格递给的橄榄枝，在4月11日的回信中他表示了自己诚挚的谢意与自己的理论被荣格经验所证实的欣喜之情。在经过随后多次的书信往来后，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3月3日，上午十点钟，一个寒气逼人的星期日。两人在维也纳见面了。在这次见面中，先是异常激动的荣格，兴致勃勃一连讲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耐心地沉浸在荣格的谈话中的弗洛伊德打断了荣格的话，建议他们应该更深入、更系统地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两人都为对方的非凡才智与热情所感染，陶醉于这种志同道合又棋逢对手的交流之中。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我当时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没有谁能与他相匹敌。”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象荣格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博知识而且对精神病的病因怀有如此强烈兴趣的人。荣格奔放的想象力也使弗洛伊德着迷。于是两人间这场倾心而又生动有趣的马拉松式的长谈，一直持续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双方都十分困倦，这场谈话或许会持续更久吧。
初次见面给两人都留下深刻与美好的印象。这次会晤后，弗洛伊德立即写信给荣格说，同你相见，“使我万分兴奋和欣慰，我得不厌其烦地用文字或言语使你明白，我信任你，我得特别强调的是，你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正像其它任何人一样，应该有人来取代我的位置，而在我看来你正是我所指望的最恰当的人。……来继续并完成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四天后，荣格的回信这样写道：“使我不安的是，你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能力。在你的指引下，我才能深刻地理解许多事。不过，我仍然远没有能清楚地把握住它们……”
共同的奋斗目标将两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一开始两人间就存在着一些分歧。两人虽都确信压抑之存在，但就压抑的内涵而言，两人看法却并不相同。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涵，是一种潜在的性动力或性经验。正如荣格在后来回顾两人初次见面时说，每当谈到与性有关的问题时，弗洛伊德的每句话都充溢着一种特殊意味的冲动。“显而易见”荣格写道“弗洛伊德对他的性理论已深信不疑，而且认为这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意义。一提到这个问题，他的声调变得急促，几乎是迫不及待而且激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十分严肃、难以捉摸的、对一切事物持挑剔怀疑态度的气质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荣格却力图对性动力的范围加以限制和界说，对他而言“在一些病例中，性问题并不是致病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只起着附加的、次要的作用。”
在初次会晤后继续下去的书信中，他们都坦诚自己的观点，并在不同的观点上激烈交锋。然而由于这是在一种讨论式的学术气氛中进行的，两人间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积怨。事实上，他们正一道艰难而倔强地在精神这片前人所未走过的旷野上，披荆斩棘，开辟出条条道路，去发现，去探查精神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奥秘。这种并肩战斗，一致对抗外界世俗的经历足以弥补掉任何存在于两人间的分歧了。两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认识上的、理论上的分歧被沉浸在彼此欣赏，共创大业的激情所遮掩了。
热烈的友谊
在经过初次见面与随后的几封信的交往后，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两人间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许多信还充满了难言的兴奋和激动。在信中，两人交流对临床病例的观点，交换对同行的一些看法，同时也相互问候鼓励。两人间的私人关系日益亲密。
1907年7月1日，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信中写道：“精神学的新生命与我们同在，在苏黎士和维也纳，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难关而安然无恙。”
对于那些中伤他们的人，他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一同与之作战。对于那些无法理解他们的大众，他们相信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致。而他们相信有一天真理的曙光会通过他们传遍整个世界。他们一起憧憬着他们共同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并被接受的那一天的到来。
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两人频繁地交换着在精神分析这一领域内各自的观点，并互相就某种问题深入磋商。在这种关系中，弗洛伊德理所当然处于父亲般的地位。又加上弗洛伊德在年龄上长荣格19岁，荣格将弗洛伊德当成自己父亲的化身，而弗洛伊德将荣格当成自己的儿子成了双方共同接受的看法。
这段时期的荣格力图获得弗洛伊德的注意。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荣格写道：“说实在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不得不坦率向你承认……我对你的敬爱之情，具有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1908年2月20日，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再次表示能获得弗洛伊德的信任与友谊，感到既有幸又惭愧。这在他的一生中至关重要。他希望发展这种友谊。但这决不意味着同弗洛伊德处于同等地位，而只是一种“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对弗洛伊德来说，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荣格亦是他最为厚爱并且器重的人。
1908年4月26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举行。荣格为这次会议的组织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会议由弗洛伊德主持。会议期间决定创办一个心理分析学的会刊《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受到器重的荣格被指定担任主编。会后，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总的说来，大会结果十分圆满，预示着我们的《年鉴》将大获成功。”这次的会面给两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在这次美国之行中，他们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在美国是“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弗洛伊德处于成功的顶峰，荣格也为此不胜欢喜。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赢得广泛的承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0年3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荣格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由于弗洛伊德再三坚持，荣格当任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
正是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在彼此以坦率真诚相待的两人间，一切似乎都是明朗的和美好的。
不和谐之音
在两人交往伊始，两人就存在着一些思想方面的分歧。然而，这些分歧起初被掩盖了。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两人间即使在热烈的友谊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调。
1909年3月25日，荣格与他的妻子来到维也纳。访问中，发生了一件令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事。一天，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房间里，两人正热烈地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玄妙现象的时候，突然间，从书架那儿发出一声巨响，两人都惊骇异常，几乎跳了起来。等两人从惊惶中恢复平静之后，荣格对弗洛伊德说：“你瞧――这就叫做催化显示现象。”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对荣格说：“无稽之谈。”但不出荣格所料的是，从书架上又发出爆裂声。恪守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原则的弗洛伊德发现，被他刚选中来继承他的事业的“皇储”荣格，竟然能用超灵的术语来解释这样的现象，这令他深感震惊。这件事清楚地揭示了两人在精神分析学观点，以及两人气质间的根本差异或者说对立。
4月20日，在德国登上轮船启程去美国的前一天，闲谈中，荣格很有兴致地提到在德国北部某些地区的所谓泥炭沼尸体。弗洛伊德对此深为反感，几次打断荣格的谈话。最后，弗洛伊德突然当场昏倒了。这就是有名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次昏倒。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有关尸体的闲谈暗示了荣格希望自己死去。这种无法摆脱、压抑的奇想，使弗洛伊德神态恍惚而昏倒。
第二天，已经恢复过来的弗洛伊德在船上与荣格互相对对方的梦进行分析。但当荣格试图分析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并希望弗洛伊德进一步透露梦的细节时，弗洛伊德明显地疑虑重重，过了一会，他说“我可不愿拿我的权威冒险。”荣格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就在他这样说话的同时，他的权威已全丢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一方面鼓舞了他们，但同时又意味着两人共同面对的外部敌人已经变得遥远了，于是两人之间的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两人表面的和谐下，裂痕已经出现了。当强敌在外时，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目标，所以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歧即便存在也可以忽略掉。但当外敌的威胁日渐减小后，两人不再需要为维护他们共同的理论而一起战斗了。他们开始投入到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中去。正是在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中，两人间的分歧开始显得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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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弗洛伊德与荣格妻子埃玛的谈话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说，他的孩子已长大，他的婚姻生活已得到报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死亡。埃玛回答，作为一个“伟大男人的子女而又能泰然处之”很不容易，特别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所表现的作为父亲的那种威严特征相当突出。埃玛向弗洛伊德建议，应该处理好孩子与他之间出现的麻烦。后来埃玛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别怀着父亲那样的感情去看待卡尔?荣格……应该象普通人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他像你一样，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这段时间的荣格，正在写作《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写到书的最后一章《代价》时，他却不得不暂时中止了写作，当心绪紧张到无法抑制时，他甚至无法握住他一直使用的那支略显笨拙的自来水笔。因为他清楚意识到在此书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意味着会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是应该不把我自己的观点公开表露呢？还是置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不顾呢？”荣格陷入无法排遣的忧虑中。如果说，不愿同弗洛伊德决裂的抗拒力对荣格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冲破他的无意义的束缚，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而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那股力量慢慢地击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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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胆量以及执着、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并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批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太狭隘了，他认为里比多的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另外，荣格猛烈抨击回返婴幼儿期的理论。荣格认为导致病因学意义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是在过去。
1912年的这次美国之行，进一步扩大了心理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然而荣格的努力却是建立在与公认的弗洛伊德理论相偏离的前提下的。
1912年11月在荣格提议下，两人见了一次面。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和荣格间的所有矛盾已经解决。他认为自己选中的皇储已经放弃了任何想逊位的念头。然而就在一次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这次“癔症性晕厥”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正视荣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许是他看穿了荣格与他决裂的决心。总之，事实证明了两人间的决裂已经事在难免。
1912年底的通信引发了两人的最后决裂。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
“恕我诚恳地对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对的话。我得承认，对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表明我对咱们间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对你将是极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说，你用对待你的病人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我确实十分客观地看穿了你玩弄的这种小小伎俩。你在你的周围到处施加个个影响，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儿女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认自己的疏忽和过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却旁若无人稳坐在父亲的高座上。出于绝对顺从献媚，没有谁敢于公然对告知，甚至哪怕是对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说的话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勇气去对分析者进行分析，只是满足于被别人分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有谁敢这样做，你肯定会这样问他――是谁得了神经症？
你看，亲爱的教授，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长的犀利而令人畏惧的目光相比，它们断然暗淡无光。”
我们看到，此时的荣格早已不再是甘心情愿笼罩在弗洛伊德羽翼下的荣格了。羽翼渐丰的荣格不愿意再受到弗洛伊德的荫护。他需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正如一个孩子长大了，要独立了，他不再依靠父亲。相反地，他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得绝情一些。
弗洛伊德对于荣格用这样的口气深为不安，觉得蒙受了耻辱。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他写道：“你断言，由于我滥用心理分析，使我的学生处于一种孩子般的依附地位。对于他们的这种幼稚行为，我本人要负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你得出了你自己的结论。我不愿对此作出任何判断，因为涉及一个人的这种判断是很困难的事，而且，这种判断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在维也纳，我早已习惯于来自反面的指责，这就是说，我对我的学生的分析和观点，并不那么感兴趣。”
1913年3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只写了一封信。3月27日弗洛伊德写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他已经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谊而言。对于我来说，他的荒谬的理论并不能只归咎于他那难以令人相处的秉性。”不过，一直到1913年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仍在努力不使个人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他们在共同事业上的联系，以免导致完全决裂。弗洛伊德乐观地认为，尽管彼此间的不和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而且确已损害了他们个人的联系，但是恢复过去曾有过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
1913年9月7日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会前人们期望：“不要出现公开的分裂。”但勃勃雄心的荣格已不再相信弗洛伊德也不再接受弗洛伊德的权威了。在这次大会上，荣格及他的追随者以好战者的姿态进行活动。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显得无力捍卫自己。结果荣格继续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会后，弗洛伊德开始做出反击。他的追随者们对荣格的一本新著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弗洛伊德本人也写了驳斥荣格的论文。6月25日，论文发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阿伯拉罕：“炸弹现在发射了……我认为，我们得让受害者有两周或三周的时间重整旗鼓来发动反击。”
弗洛伊德的主动反击，迫使荣格从弗洛伊德学派中脱离出去。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年鉴》编辑职务；1914年4月，荣格辞去学会主席职务。弗洛伊德对此事所作的最后一次评论毫不留情：“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在后来谈到这次决裂时弗洛伊德说，荣格“的精力只全部倾注于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和维护自己的私利上。”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中了荣格。7月25日他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这样写道：“卑劣的、虚伪的荣格以及他的信徒终于从我们中间滚蛋了。”
由于这次最后决裂，双方在对方的蓄意中伤中都遭受了损失。弗洛伊德追随者散布说“荣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谣传广为流传，因而直接使荣格的临床实践受到影响，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学生的信任。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荣格“开始感到若有所失……这种感觉可以毫不夸大地被认为是……一种心境的茫然和困惑。”他承认自己仿佛被悬挂在半空中一样，失去了立足点。内心精神的冲突竟变得如此强烈，使荣格甚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条有理地讲一次课。80岁时，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同我疏远。我的著作被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们难以理耙荡右等嗽毙睦硭刂什庋椋⑻峤弧缎睦碜裳咐ǜ妗芬环荩宰魑媸钥己嘶咀柿稀?BR>七、鉴定时间
具体时间见每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鉴定中心发文。
八、证书颁发
鉴定合格者按照有关规定统一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证书上加贴“国家题库统一命题鉴定合格”证签，并实行统一编号登记管理和网上查询。 |
